七、 法与社会
法对社会的调整，首先是通过调和社会各种冲突的利益，进而保证社会秩序得以确立和维护。其次表现在法律对社会肌体的疾病进行治疗。
但是法律不是万能的。在某些社会关系领域，法理的控制不是唯一的手段，或者说不是最佳的手段。如果硬要以法律进行控制，就可能导致社会成本过高，得不偿失，甚至造成法律的暴政。我们还应看到“徒善不足以为政，徒法不能以自行”，即使法律在完备，如果社会无动于衷，法律仍旧游离于社会肌体之外，难以发挥作用。法律还要与宗教、道德、政策等配合，来有效的调节社会。
1、 法与和谐社会
和谐历来是中华传统文化独具特色的价值理念。和谐是指：和而不同；政治和谐；人与自然和谐；和谐是一种社会伦理原则和思想方法。
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和是民主法治社会；是公平正义的社会；施工满活力的社会；是诚信友爱的社会；是安定有序的社会；是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。
构建和谐社会，首先，必须建立理性的法律制度。其次，必须确立实质法治。实质法治指的是整个社会、一切任何组织都服从和遵守体现社会正义的理性法律统治。再次，必须创新法律对社会的调整机制。
2、 法与节约社会
建设节约型社会，要求加快节约资源的体制机制和法制建设。首先，必须树立与节约型社会相适应的法律观。其次，必须完善节约资源的法律法规体系。再次，加大资源保护和节约的执法力度。
八、 法与道德
法与道德曾经浑然一体，因此，二者有千丝万缕的联系。在法与道德本质上的联系上，西方法学界有两种观点：自然法学派认为“恶法非法”，分析实证主义法学派认为“恶法亦法”。这两种观点站在不同的角度，无所谓谁对谁错。答论述题时，可以视具体情况引用之。法与道德在内容上存在渗透关系。在功能上，各具优势，形成互补。
法与道德的区别也十分明显。包括：生成方式的建构性与非建构性；行为标准上的确定性与模糊性；存在形态上的一元性和多元性；调整方式的外在侧重于内在关注；运作机制上的程序性与非程序性；强制方式上的外在强制与内在约束；解决方式上的可诉性与不可诉性。
九、 法与人权
人权有三个层次，第一层次是应有权利；第二层次是法律权利，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把人权视为“Natural right”；第三个层次是实有权利。
在法与人权的关系上，首先，人权可以作为判断法律善恶的标准。人权是法的源泉。人权对法的作用体现在：第一，指出了立法和执法所应坚持得最低的人道主义标准和要求；第二，可以诊断现实社会生活中法律侵权的症结，从而提出相应的法律救济的标准和途径；第三，有利于实现法律的有效性，促进法律的自我完善。其次，法是人权的体现和保障。法对人权的保障避免了其他保护手段的随机性和相互冲突的现象；人权的法律保护以国家强制力为后盾，因而具有国家强制性、权威性和普遍有效性。人权往往通过法律权利的形式具体化。人权的基本内容是法律权利的基础，法律权利是人权的体现和保障。
在对人权的保护上，人权的法律保护主要体现为国内法的保护，主要由立法和宣言保护、司法保护和个人保护。其次，二战之后，人权问题已经大规模的进入了国际法领域。大批人权保护的国际法纷纷制定出来。
十、 法与国家
法与国家权力相互依存、相互支撑。
法与国家权利存在紧张或冲突关系。法对权力合法性的确认是以制度、规范和程序的方式进行的，因而也就是对权力的约束和限制。近现代法治的实质和精义在于控权，即对权力在形式和实质上的合法性的强调，包括权力制约权力、权利制约权力和法律的制约。
但是控权机制也是有局限性的：首先，权力制约以根本上不妨害权力效能为限；其次，法在总体上不能高于或脱离权力而存在；再次，不被法完全控制的权力活动领域是存在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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